“大乱还乡”的刘绍棠

【出版日期】2013.04.22

【版次】A18/24(精彩阅读)

【入库时间】20131211

【全文】

刘绍棠和杨广芹，一个是“大乱还乡”的著名作家，一个是善良淳朴的农村少女，在“文革”时期的非常岁月，在他们共同的家乡———大运河畔儒林村，发生了他们人生中一段刻骨铭心的邂逅……本文是杨广芹的口述回忆。

我（指杨广芹）记得刘绍棠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份回儒林村的，我当时正读初中二年级，“文革”刚刚开始，到处是血雨腥风。

因为经常搞运动，学校里不常上课，要搞大批判，写大字报。我从小不喜欢暴力运动，也不喜欢打打杀杀，不喜欢打别人、批判别人，所以回村参加劳动。我到现在都记得他回村时第一天出工，因为正式上工，跟群众见面，村长就领着他来到田头，跟社员介绍几句，说：刘绍棠回村里参加劳动，请广大群众监督。村长说完了，刘绍棠跟大伙儿鞠了一躬，也没言语，就下田开始和大伙儿一起干活了。我当时看了他一眼，不知为什么，心里就一激灵，这人怎么这么熟，这么亲切？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，他当时穿一身劳动布料的衣服，戴一个大草帽，脚上穿的是黑松紧口塑料底的布鞋，高高大大，干干净净的，一看就像是知识分子。后来，每一年秋收割麦子，他的脖子上总是挂一条毛巾，一副干部下乡的样子。

我妈妈是个童养媳，她的公公就是刘绍棠祖父的长工。公公婆婆对我妈妈不是很好，整天让她干活，任意打骂，只有比她小七岁的刘绍棠从不欺负她，当她的小跟班，打柴，挑水，堤里、运河滩说笑玩耍，十分开心。所以没有少爷丫头的主仆关系，有着姐弟情深的特殊感情。在刘绍棠的许多小说里，都有我妈妈的形象与影子。因为有这样的关系，刘绍棠“大乱还乡”，我妈妈还是非常照顾他。

一九六六年，红卫兵整天上村子里抓人，刘绍棠有一个本家侄子，也在敢死队，负责给刘绍棠通风报信。刘绍棠听到风声就跑到我们家后门跳过篱笆墙，躲进我二弟的房间，心惊胆战地挨到半夜，听到村子街巷都没有声音了，才又跳出后门篱笆墙，回家睡觉。那时候，刘绍棠犹如惊弓之鸟。

形势紧张的时候，村干部安排他到河滩里捡粪，不跟村里人在田里干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村附近干活，公社的造反派、红卫兵、敢死队，就能很方便地揪住他，批斗他。这种批斗可不能有第一次，如果开了一个头，那么这伙人批斗就上瘾了，要是闲着没事，就会想，去把刘绍棠揪出来斗斗。你觉得好笑滑稽？那时候的敢死队，就是这样把人往死里斗。敢死队是什么人？是学校里的学生，是学生的自发组织。以前受老师家长的管制太严了，所以现在一解放了，就自由发泄压抑的心理了。

他白天也不敢独自在村里，因为有学校的革命小将、城里的敢死队点名抓他，批斗他这个全国有名的右派分子。幸亏村里人有心为他开脱，派他上运河滩捡粪放牛，敢死队到儒林村大叫大嚷抓他，乡亲们就说，上运河滩捡粪去了。运河多大，多宽阔啊！村里人说，找不到。你想这么大的运河滩，到哪里去找人！敢死队没法找刘绍棠，只好走人。时间一长，也就没有批斗他的念头了。所以，他在乡亲们的照顾下，躲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劫难。

那几年是“文革”刚刚开始，运动特别多。敢死队来，革委会来，造反派也来。一个接着一个，弄得老百姓人心惶惶的。作为全国有名的刘绍棠，过的是什么日子，可想而知，他还能在人前大着嗓门放炮吗？搁谁谁也不敢！

我当时还小，只有十五岁，所以没有跟他接触。而且这中间两年的时间里，我断断续续地去上学，“复课闹革命”。上北大“串联”，去公社搞活动，并不是经常在村里参加劳动。一九六七年，学校组织我们去北大“串联”，等着毛主席接见我们。我们在北大住了一个礼拜，我当时梳着长辫子，因为要革命，就把辫子绞了。刘绍棠曾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，后来在胡耀邦的帮助下去共青团中央当了专职作家，新时期国家培养的五年计划的作家代表。所以后来我们熟悉以后，他常开我的玩笑，说我是他的师妹，因为我们都在北大串过一回门，有一定的渊源。在他的很多篇小说里，他都会写上师兄师妹之间的故事，显得亲切许多。刘绍棠还跟我说了一个笑话，说，想当年我进学校批的是胡适，而后来，批的却是我刘绍棠。这真是历史的一个玩笑，说历史是长眼睛的。

直到一九六八年我才离开学校，正式参加村里劳动。第一次劳动是去建榆林庄大闸，就是在我们村边修了一条河，与运河相通，有闸门就可以控制水流灌溉，有利于村里的农田水利。我和村里的劳力在工地上挖渠道，他就在堤坝边上捡粪。挖渠道的很多人看着他不紧不慢地低头捡粪，都有些笑话他的做派。我看他跟在我们收工队伍的后头，他推的粪车从来都是空的。干活他可不是一把手。

刘绍棠在儒林村劳动的时候，他妻子常给他送一点日常用品。我好像没见过她。但是她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去看她，说她也是不怎么说话，逢人只是礼貌地点点头算是打招呼。她都是骑自行车过来的，从北京城里到通县乡下，大概要有60公里，按照现在的情况，好像有点不可思议，但是以前的人就是吃苦耐劳，也是为了省点钱。送的是吃的、穿的，也有冬天生炉子的劈柴。劈柴是一小块一小块的，放在白布口袋里，驮自行车后座上，很多人就故意上去一边说话，一边摸口袋，验证一下是不是馒头。

刘绍棠在村里干一些轻松的零活，捡粪、放牛、摘墒、平渠、修道。平时能见面，但是遇到了不说话。在工地上，也有人找他聊天，因为他比较有名，十岁之前是在儒林村长大的，乡里乡亲，是知根知底的。刘绍棠的爷爷好说大话，好助人，也好听书，会说书，虽然认不得多少字，但好斯文，穿起了长衫，说话咬文嚼字。他的祖母是个贫家的女儿，吃苦耐劳，忍辱负重。她的大哥到关外，贩卖鸦片，发了大财，成为运河滩的大地主，就想到小妹小时候吃了太多的苦，便拨出一百亩地，租给他们家，地租比一般的佃户少，于是他们就雇起了长工。所以，他的父亲就有条件上私塾，后来又到布店当学徒，基本上是个城里人。刘绍棠的母亲非常能干，长得也很好看，听我母亲说，她活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看见儒林村的媳妇超过她的，刘绍棠长得就像她母亲，眉清目秀。但是那个时候，他的情绪非常地低落，谁也不去搭理。干活是远远地落在后面，收工也是远远地落单。

本文摘自《心安是归处：我和刘绍棠》，杨广芹口述，沱沱记录，当代中国出版社，定价：29.00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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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绍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