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绍棠的“三合院”
【作者】 王彬
【报纸名称】:
【出版日期】2012.02.29
【版次】第07版(副刊·岁月)
【入库时间】20121120
【全文】
王彬
第一次见到刘绍棠先生,是在1984年的冬天。应该是初冬,天气阴沉、寒冷,冬储菜已然上市的时候。绍棠那时住在光明胡同的一个小院里。不是四合院,而是“三合院”,有南房、东西厢房,在本该是北房的地方生长着一棵枣树。
在我的印象中,绍棠先生的小院,东西厢房各两间。东厢房住着他的父母,西厢房住着他的孩子,绍棠居住的南房三间,东间做卧室,西间做书房,居中的那一间,按照传统说法,也就是明间,辟为会客室。绍棠会见客人一般在书房。客人多了,晚来的客人便在明间,等书房的客人走了,再进去。如果有急事,可走到书房的门,把脖子伸到书房里与绍棠对话。
由于纬度的缘故,在北京,北房才最宜居住,因为北房夏天可以享受来自海洋的凉风,冬天可以晒到温暖的阳光,从而感受到大自然的恩泽。南房则与北房相反,北房所有的好处在南房都得不到,北京人能够住北房的绝不住南房。绍棠的三合院以南为正,那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如果把那棵枣树伐掉,在生长枣树的地方盖房,也就是北房,这样绍棠不仅可以住上北房,而且“三合院”还可以升格为“四合院”了。
绍棠先生说,有熟人给他出主意,砍伐生长着的树是不对的,如果这棵树自己死了,再把它砍掉也就不算什么了,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在那里建房了。可是,那棵枣树远没有死亡的迹象,让它速死的办法是在树干上钻一个小洞,把花椒塞进去,枣树便会慢慢枯萎死掉。但是绍棠不忍心那么做,他觉得很可笑,枣树好好地生长在那里,为什么要费尽心机造成它的死亡呢?
绍棠先生出身农家,对农村各色人物了然于心。他说话坦率,对党忠贞,敢于坚持己见。一次同林斤澜先生聊天儿,林斤澜说:“绍棠傻,北京文联的人叫他‘傻姑爷’。1957年反右,他成了右派,我们理解;不理解的是王蒙那么精明的人,怎么也被打成右派了呢?”
上世纪80年代末期,绍棠先生得了中风病,从光明胡同迁徙到宣武门外北京文联宿舍。那座楼的顶部镶有红色的边缘,对这个红边,绍棠很高兴,“赐封”那个楼为“红帽子楼”,自封为“红帽子楼主”,并以其为题写了不少随笔。居住条件改善了,但超负荷的劳累却不断摧残他的健康,他逐渐患上了肝腹水、肝硬化。1997年初,绍棠的病情进一步恶化,实在支撑不住了,在家人和医生的劝说下,于3月11日住进了医院。住院的前一天,他还在看两本书,一本是毛泽东的传记,另一本是《千山独行》。3月12日凌晨3时以后,一直记忆力惊人的绍棠开始昏迷,从此再也没有醒过来……
光阴淡淡而去。但有些不经意之事却沉淀下来,仿佛坚硬的沙砾,不时刺激我,令我反思使我怀念,尤其是在天气阴冷的时候,往往会涌出第一次拜访绍棠先生的情景,同时不禁想起宋人晁端友的一首小诗:“寒林残日欲栖乌,壁里青灯乍有无。小雨愔愔人假寐,卧听疲马啮残刍。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联想?我至今没有思索清晰,也许只是情景相近,凄清的情绪潜泳到下意识之中而与我的忧伤产生共鸣?
愿绍棠先生的灵魂在天国里安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