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耀邦与乡土作家刘绍棠

【出版日期】2008.06.28

【版次】第26版：文摘·往事

【入库时间】20110110

【全文】

胡耀邦喜爱读书，喜欢大声朗诵。他还喜爱那些写书的作家，尊重他们为写书付出的心血和才华。胡耀邦十分欣赏16岁就在文坛“异军突起”的乡土小作家刘绍棠，他格外关心刘绍棠的成长和发展。他们近半个世纪的相交相知波澜起伏，悲喜交加……

团中央书记初识小作家

胡耀邦于1952年8月来到北京担任团中央书记。到了北京这个人文荟萃之地，胡耀邦仿佛流进了书籍的海洋，顿时有了永远也看不完的书籍。看书，是他一生最大的享受，更何况在北京有机会和作家群体交往。

胡耀邦读书兴趣广泛，对当代文学作品十分关注，尤其喜欢读农村题材的作品。这可能与他本人出生农家，长期生活在农村根据地有关。他来到北京的时候，正好有一位擅长农村题材的北京少年作家异军突起，一时有“神童”之誉，他就是“乡土作家”刘绍棠。对他的成名之作，胡耀邦认真地读了。

刘绍棠生于1936年，是北京通县（今通州区）农家子弟，自幼生长在大运河边。那时的通县河流纵横，湿地错落。蒲柳人家看重耕读，滋养了刘绍棠的文思，他在1949年未及14岁就发表了第一篇作品。1952年，正读高中一年级的刘绍棠连续发表短篇小说《青枝绿叶》、《摆渡口》、《大青骡子》，后两篇刊载于《人民文学》杂志，一时间在文坛上名声鹊起，“文学神童”之称远播。

大约在来到北京半年后的1952年年底，团中央书记胡耀邦招来高中学生刘绍棠见面。他第一句话就说：“没有想到你才16岁，这么年轻啊！”

刘绍棠心中也暗暗称奇，胡耀邦年龄不算大，居然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。

胡耀邦说：“我已经37岁了，以前也曾想当过作家。可是我这个人坐不住，喜欢动，所以注定是不会成家的。”

这次见面，胡耀邦对刘绍棠多有鼓励，并且约定，每年刘绍棠找上门来交谈两三次。

胡耀邦“忍不住”频频约见刘绍棠

其实，才过了两三个月，倒是胡耀邦主动将刘绍棠约来，畅谈了一番。原来，胡耀邦读了刘绍棠的小说《摆渡口》，要和作者谈谈感想。

胡耀邦对刘绍棠说，他很喜欢《摆渡口》，但是这篇小说有个缺点：“为什么非要出现一个党支部书记呢?没有他也可以嘛。不是每篇作品里都一定要写一写党员或党员干部，才算体现了党的领导。” 

胡耀邦讲了很长一段话，首先要求小作家不要骄傲。他说，一个人不管有多大成绩，只要他觉得自己不简单了，就要目空一切，满足现状，那么就完蛋了。党爱惜每一个有出息有才能的人，但是党决不姑息他的错误。共产主义事业缺少一个自高自大的人，照样能够完成，而一个人离开集体注定要灭亡。因此，他要刘绍棠对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夸奖，要打折扣地听。而对于那些尖锐的批评倒要仔细地听，严肃地考虑，不爱听也要硬着头皮去听，慢慢地锻炼自己，听批评的话比听夸奖的话还要入耳。

胡耀邦要求小作家去经风雨见世面，特别是到农村去。胡耀邦说，一个人有一点点生活经历，写了一两篇小说，就跑到城里一住，关起门来写，绝对不会有出息，一定会成为一个庸才。搞创作嘛，就要立志写好作品，想写好作品而又不肯到艰苦的生活中去，那只不过是胡思乱想，做空梦。下定决心到生活中去，就有了写好书的基础，自己再不倦地劳动，好书一定会写成。

谈话结束时，胡耀邦再次和刘绍棠约定，每年见面聊天两三次。

结果，才过了几个月，1953年2月间，胡耀邦又要秘书曹治雄将刘绍棠找来，长谈了一次。

胡耀邦鼓励刘绍棠多读书，但是不赞成他上大学。他甚至为刘绍棠设想了一个“五年计划”：高中毕业后，头一年到团区委工作，到东北地区去。第二年和第三年到团县委工作，一年在西北，一年在西南。第四、第五年到团省委工作，一年在中南，一年到华东。5年以后回到团中央从事专业创作。

刘绍棠想不到从小投身革命的胡耀邦居然对文学很熟悉，能够轻松地引用古典文学名作中的句子。胡耀邦告诉刘绍棠，他少年时在湖南乡间喜欢读蒋光慈的小说《少年漂泊者》。

对胡耀邦代拟的“计划”，刘绍棠十分首肯，打心底里愿意。这时，他还是潞河中学的高二学生，一切要等毕业了再说。

人生得意之时，青年刘绍棠左右逢 源。次年5月，17岁的刘绍棠入党。6月，第一部短篇小说集《青枝绿叶》出版。收到了样书，刘绍棠签上名字，第一本赠送党支部。然后他带着第二本样书进城，当面送给了胡耀邦。

胡耀邦的“五年计划”为刘绍棠退学北大留好后路

1954年春天，由于根红苗正，还没有毕业的刘绍棠被确定为留学苏联的人选，到列宁格勒学习化工。刘绍棠热爱文学，对化工几乎是茫茫然无所知，即要求告免。谁知上级不予批准。刘绍棠急中生智，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，委托自己的同班好友冯希章带给了胡耀邦。

不知道胡耀邦在刘绍棠的信件上批了什么，总之团中央很快干预了这件事。刘绍棠听说，团中央给通县有关部门发来公函，明确表示团中央正准备将刘绍棠培养成专业作家……这使教育部门打消了派刘绍棠赴苏留学的念头。这年夏天，刘绍棠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。

这时，共青团对刘绍棠的眷顾又一次凸现。时任北京大学团委书记的胡启立非常清楚胡耀邦对刘绍棠的关心，他找刘绍棠谈话，希望他担任校团委宣传部长。一心读书的刘绍棠马上推辞了，结果胡启立又找刘绍棠谈了两次，使他最终答应担任中文系团总支书记。

然而，就读北大的刘绍棠已全身心地投入文学作品的构思与写作，对按部就班地分析文学名著、研习文学理论失去了耐心。只要他打开书卷，那里就会传出运河上不绝的船桨声，还有蒲柳人家大妈小妮的呼唤…… 他认定写作才是自己生命的体现，于是又做一个惊人之举，入学一年后的暑假，他毅然从北大退学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胡耀邦为刘绍棠制定的“五年计划”显然起了很大作用，因为刘绍棠从北大退学的后路就是调到团中央。在退学未准之时，他向胡耀邦发信求助。结果又有显效，尽管北大名师杨晦、游国恩教授等恳切挽留，刘绍棠依然不为所动，心遂人愿地来到了团中央，而且转入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。

胡耀邦要教训一下这个春风得意的小作家

刘绍棠在文学讲习所连一个月也没有学满。1955年10月，团中央响应在全国掀起农村合作化高潮的要求，成立了“工作总团”，胡耀邦任总团长，下设六大区分团，分团之下每省派一个工作组，刘绍棠被派到中南分团湖南省工作组担任组长，直奔湖南长沙县。

当工作组长实在难为了刘绍棠，他下乡来是一心寻找素材创作的，没有多少心思用在细致繁琐的组织工作上，短篇小说倒是接连发表。他很快被调回北京，参加1956年3月的全国青年创作会议。

创作势头正盛的刘绍棠在会上百无禁忌，口无遮拦，冒犯了主持会议的大人物，被一怒之下告到了团中央，要求处分刘绍棠。

胡耀邦不同意处分刘绍棠，但是他要教训一下这个春风得意的小作家。他将刘绍棠召来，对他说，你的观念我还是欣赏的，但是不要那么年轻气盛，不应该在会议上折腾，这是当年延安“轻骑队”的做派。何况你口出狂言，攻击文艺界领导，要吃亏的。

刘绍棠认为，胡耀邦一定是听到了与事实大有出入的反映。他不顾天高地厚，和胡耀邦争执起来。

这回胡耀邦生气了，严厉地批评了刘绍棠，最后严词厉色地说：“今后你少参加那些活动，一年要读一千万字的书，向我汇报。” 

胡耀邦批评起刘绍棠来急风暴雨，但内心是将他当作小弟弟看待的。他多次要秘书曹治雄到楼下找来刘绍棠，和他交谈文学创作。有一回刘绍棠和胡耀邦谈起孙犁小说，胡耀邦说他没有读过。刘绍棠说孙犁新著《荷花淀》正在王府井书店出售，胡耀邦马上打电话要曹治雄去书店买来。

还有一回，刘绍棠向胡耀邦说起美国记者根室在《非洲内幕》一书里，引用过英国首相丘吉尔所写的一篇散文，其中有描写坦桑尼亚维多利亚瀑布的一些优美文字，可称“大手笔”。胡耀邦听后问刘绍棠，你手中有丘吉尔散文的中译本吗？

刘绍棠说要找一找，如果没有，不妨读一读根室的引文。没有想到胡耀邦很快读了根室的那段引文，向曹治雄表示惊讶说，没有想到英国的大政治家居然写散文，还能写得那么优美、形象化。从那以后，见到刘绍棠的时候，胡耀邦总会询问有什么书可读？

胡耀邦喜欢读名人传记。有一次他特意找来刘绍棠，要他读一下当时已经流传的几种《拿破仑传》，加以比较。胡耀邦显然对几个版本都有接触，他对刘绍棠说起，拿破仑手下有一员大将，此人在米兰战役中大败奥地利军。班师之日，拿破仑问他为什么不高兴，那位将军说：真正的骠骑兵不应该活到30岁!可是我现在已经34岁了，是个没用的将领。言外之意是他应该战死成名。胡耀邦谈及此人时翘起大拇指说：“这个家伙，是个英雄啊!”

刘绍棠不幸被宣布划为“右派”

胡耀邦对刘绍棠是有期待的。就在那次不愉快的谈话之后，1956年4月，又是胡耀邦亲自批准刘绍棠成为团中央的专业作家，不拿工资，完全靠自己的稿费生活。刘绍棠当月就回到他的通县老家，挂职当了一名乡党委书记，寻找新的写作题材。

然而未来的一年对刘绍棠来说注定风雨如晦。在他下乡之前的9月，年轻作家王蒙在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发表了短篇小说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》。刘绍棠读罢拍案叫绝，和好友丛维熙联名撰文《写真实—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生命核心》，发表于1957年1月的《文艺学习》杂志，对王蒙新作给予很高评价，对王蒙的创作表示支持。

在此后的几个月，刘绍棠多次参加不同的座谈会，就文学创作发表谈话。结果在劫难逃，从1957年6月起，刘绍棠接连不断地受到批判，终于在8月21日被宣布划为“右派”。其实，对刘绍棠的批判是不能成立、非常荒唐的。但不幸的事情确实就这样发生了。

这场悲剧刚刚发生的时候，胡耀邦感到茫然无所措，没有料到局势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。当时他虽然是团中央反右领导小组负责人，小组的日常事务却是另一位书记负责的。但是，出于对领袖的信赖，对于开始“反右”，胡耀邦是跟风走的，压根儿没有想到要抵制什么。他于7月22日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到苏联访问，直到8月底才回到北京，这时，刘绍棠已被推入右派泥坑，滚得满身是泥，有口难辩。对这个局面，胡耀邦无可奈何。

短短几个月“反右”下来，在胡耀邦特别喜爱的《中国青年报》、中国青年出版社和《中国青年》杂志，打出了四五十名“右派”。胡耀邦回国初听此讯，不由地说了一声：“损失不小啊！”此后就不再说什么了。

直到“文革”之中，胡耀邦才对人们说，“反右”运动使他产生了对毛泽东的第一次动摇。但动摇之后，他还是坚定地跟着毛泽东走了。不过，对已经打出来的“右派”，胡耀邦的态度与当时的一些人不一样，这也表现在对刘绍棠的态度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