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绍棠与浩然

【出版日期】2011.05.25

【版次】第C04版：三河周刊4

【入库时间】20110920

【全文】

周东川

刘绍棠1936年2月29日出生在通州大运河畔的儒林村。浩然祖籍宝坻单家庄，1932年3月25日出生在开滦赵各庄煤矿，长大在蓟县王吉素村。因而，同属冀东老乡。

大运河畔的土地孕育了一代神童作家刘绍棠，并赋予他非凡的灵性，13岁就写出小说《青枝绿叶》，被叶圣陶先生编入高中课本，在课堂上自己朗读自己写的课文，被称为千古佳话。而浩然10岁时死了父亲，13岁死了母亲，成了孤儿，姐弟相依为命。

1954年9月，刘绍棠考入北大中文系。浩然只读了3年小学，半年私塾。新中国成立的那年冬天，浩然在蓟县参加了扫盲班。1954年6月调任《河北日报》驻通县专区记者组当上了驻站记者。

神童作家像一颗灿烂的新星闪耀在星空。1953年2月，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接见刘绍棠并与之谈话。1956年春刘绍棠由康濯、秦兆阳介绍加入了中国作协。浩然在文学这条“开满鲜花又布满荆棘的道路上”艰辛地跋涉着。补充知识，给报社写稿，最终在1956年的秋天，浩然发表了后来被他称为入门之作的小说《喜鹊登枝》，从而，跨入了文学的殿堂。同年被调入北京《俄文友好报》。三年后，也就是1959年，浩然从郭小川手中接过中国作协会员证。

就在刘绍棠顺风顺水，志得意满；浩然苦苦求索，奋力攀爬的时候，有了浩然和刘绍棠的第一次见面，而这次见面用浩然自己的话说“实在不太美好”。

那是1954年，浩然在一次采访中认识了当时的《北京日报》记者从维熙。从维熙是刘绍棠的追随者和小老弟，于是，浩然就让他牵线认识一下刘绍棠。从维熙满口答应，并约定礼拜天见面。礼拜天上午10点，浩然从通县赶来，在东单西侧的《北京日报》院里等他们，可直等到上午11点还没来。于是他想到从维熙的宿舍找，结果正巧碰上从维熙和刘绍棠从宿舍走到胡同里。见面后，从维熙跟浩然解释说，把见面的事给忘了，并把浩然介绍给刘绍棠，就在刘绍棠与浩然握手寒暄过后，刘绍棠把浩然当成文学青年来纠缠他，说了一句：“我现在很忙，就连中央大报的记者采访我，也得事先约定时间。很抱歉，以后有机会约定时间再说吧。”话音一落，刘绍棠举步前行，把他俩晾在那里，弄得从维熙这个中间人和浩然都下不来台。浩然自己找台阶，对从维熙说：“你们忙吧，我也有事”。从维熙追上刘绍棠向东去了，浩然独自向西去了。这就是两位文坛巨匠的第一次见面。

1957年，在过来的“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”之后，风云突变，一顶右派的帽子戴在了刘绍棠头上。多少年后，浩然还清晰地记得几十年前刘绍棠被打成右派挨批斗的一幕：“那一天，坐在团中央礼堂参加批判刘绍棠大会，我见刘绍棠坐在右边隔几排的位子上，低着头、塌着腰，一副落魄的样。” 

我们再来看看1957年的浩然，这年春节过后，他被派往保定采访，出发前，单位做了一次例行体检。在保定没待两天，便被急令召回：X光片显示，他得了浸润性肺结核。回来后被组织安排住进了位于北蜂窝的《人民日报》疗养院。这以后，外面怎么热闹，都不为所动，他看他的书，写他的小说。后来他称他这样做，得了天大的好处，使他没当上“右派分子”，没有让那顶可怕的帽子把他这颗文学嫩芽活活地压死，保留了以后“发展壮大”的基本条件，躲过了一劫。

刘绍棠和浩然各自按照自己的生活轨迹生活着。刘绍棠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儒林村，背着背筐拾粪。而浩然却是另一种状态：1965年，他的长篇小说《艳阳天》脱稿后，他已然成为全国走红的青年作家之一。随手翻开当时的《人民日报》，不经意的就会在文学期刊公告栏里的文学目录上，发现浩然的名字。但到了1978，浩然被江青株连，被取消了人大代表资格。而此时的刘绍棠被平反。

刘绍棠在迎来了文艺春天的时候，创作呈现井喷之势，中篇小说《花街》有多美。浩然经历了痛苦的煎熬之后，给自己定下了“甘于寂寞，安于贫困，深入农村，埋头苦写”的座右铭，发奋努力，凭借着农村深厚的生活积累，在1988年3月，终于以反映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巨变的长篇小说《苍生》，重新崛起。同年6月，三河市政府在政府招待所院内建起一排平房，浩然起名“泥土巢”，从此浩然和老伴迁居于此。浩然在京东开始了他的“文艺绿化工程”。而到了1988年8月，刘绍棠因嗜酒加上透支中风左瘫。

1995年春，浩然在写他的自传体小说《圆梦》的时候，我们闲聊天，提起刘绍棠。他说刘绍棠在世时，每年春节他都上楼到刘绍棠那坐半个小时。这是浩然第一次亲口和我提起刘绍棠。

一切的一切都已成为过眼烟云。神童作家刘绍棠于1997年3月12日因肝硬化、肝腹水病逝在北京宣武医院，年仅61岁。浩然于2008年2月20日病逝于北京东方医院，享年76岁。刘绍棠逝世后，先是安葬在通州城里，后因城市规划占地，而迁至儒林村南两里路的一条乡村柏油路的路边西侧，今年春日，我到先生墓前三鞠躬。而浩然逝世后，安葬在三河灵山灵塔公墓，也是在春日，我到先生墓园前烧纸祭奠。两位文坛巨匠均已仙逝，但他们仍像两座丰碑依然各自放射出灿烂的光芒。我们不知道，二位在天堂相见，还谈文学吗？

在2011年2月20日浩然先生逝世三周年的座谈会上，《中国文化报》文艺副刊部主编红孩先生这样说，刘绍棠死了，我好像一个父亲没有了；浩然死了，我好像另一个父亲又去世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