闲话鲁迅

【副篇名】刘绍铭（香港）

【出版日期】2013.03.16

【版次】第A14版(月光城·文学)

【入库时间】20130410

【全文】

鲁迅埋骨已七十多年了。他生前备受争议，死后聚纷纭。不论是毁是誉，鲁迅研究一直是“显学”。以量而言，车载斗量，除作品本身外，还可从他平日的言谈和生活片段抽样去剖析他复杂性格的“阴暗面”。当然，愈难在字里行间找论证的愈能吸引读者。像周氏兄弟“反目成仇”的内情，是不是因为为兄的不合“偷窥”弟妇出浴？这类本来只有“狗仔队”才感兴趣的题目，就因为鲁迅名气大才有人穿凿附会，制造话题。

作家的私隐要读者看得上，总得有点特色。张爱玲若不是这么“坚贞决绝”，跟俗人不相往来，就不会有好事者扮演她的邻居，每天等着她从住所跑出来倒垃圾，然后从中找物证，看看这位不食人间烟火的大作家，用的是什么肥皂，吃什么零食。

前面说过有关鲁迅研究的著作车载斗量，要是加上外文资料，那更要汗牛充栋了。这对有志研究鲁迅的年轻一代学者而言，想是一大心理负担。几十年来，鲁迅作品的横街窄巷，早有人捷足先登。不想拾人牙慧，真的要别出心裁。这十年间，我看到的鲁迅研究英文著作中，有JonKowallis的《全英译鲁迅旧体诗》。这真是工程浩大之作，因为Kowallis提供的，不是光秃秃的译文。每首诗，译者都要花心血追“典”溯源。《自题小像》一首，就用上十八条密密麻麻的注释，占了五页的篇幅。

遗憾的是，今天的青年即使还爱读书，但也不一定会挑鲁迅的东西来看。听说我们的同胞中有口口声声把自己的老婆称作“夫人”、儿子作“公子”的。这类人拿鲁迅的杂文来看，也看不懂的。

鲁迅致李霁野书有云：“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的，因为一生太平凡，倘使这样的也可做传，那么，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……”（一九三六年五月八日）

一九二七年，鲁迅四十七岁，所有重要的著作已先后出版，日文、英文的翻译亦相继出现。九月二十五日他去信台静农，请他转达刘半农，“感谢他的好意，为我、为中国。但我很抱歉，我不愿意如此。诺贝尔奖金，梁启超自然不配，我也不配，要拿这钱，还欠努力”。

鲁迅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逝世，生前没有预立遗嘱，但在同年九月五日定稿的文章《死》中交代了几项心事，吩咐自己死后“赶快收殓、埋掉、拉倒”；“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”；“损着别人的牙眼，却反对报复，主张宽容的人，万勿和他接近”。

《狂人日记》作者的一生，当然极不平凡。他在上海出殡那天，自动送葬的共有七八千人，灵柩上覆着一面大旗，上面是沈钧儒写的三个大字：“民族魂”。鲁迅死后，有关他的生平记载层出不穷。因为他生前没有留下“五十自述”这类文字，为他立传的作者只能依靠他的书信、日记、著作、演讲词和发言纪录去重组他的生平。或者如《鲁迅自述》的作者郜元宝所言，认为鲁迅的文学作品就是他的“自传”。

为鲁迅造像，还可用魔幻手法。朱正写《鲁迅传》，有刘再复作序，文中说到神化鲁迅的工程曾由“国家机器推动过”。话说当年鲁迅在上海的家居容不下日见臃积的书籍，于是另租了一个房间安置。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日记有此一条：“下午移书籍至狄思威路。”“文革”时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石一歌就凭这十个字用全知观点写成了《秘密读书室》一文，说“白色恐怖”越来越恐怖，鲁迅在家里阅读和存放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越来越不便，只好另辟书室：“多少个漆黑的夜晚，鲁迅来到这里，用纸张罩着电灯，聚精会神地读着读着……街上囚车飞驰，窗外寒风呼啸，然而，马克思主义的光辉驱散了阵阵寒气，温暖着他的全身。”

理论上讲，任何有关鲁迅生平的事迹，都可入传，这包括别人对他的评议和“八卦新闻”。当然，资料最后的取舍由为他立传的作者决定。周氏一生“横眉冷语”惯了，仇家不少，难怪有人骂他为“文妖”。最近读罗孚旧文《叶灵凤和鲁迅的骂战》，才知当年在这位前《星岛日报》资深编辑的眼中，鲁迅是个“阴阳脸的老人，挂着他以往的战绩，躲在酒缸的后面”。时为一九二八年，鲁迅才四十八岁。叶灵凤还写了《穷愁的自传》这篇小说，但见主角魏日青每日“照着老例，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圆从旧货摊买来的一册《呐喊》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”。

回力镖，是澳洲土著狩猎时的武器，掷出去后会弹回来，一不小心就会伤到自己。叶灵凤“骂”鲁迅，用的是回力镖。其实鲁迅的行业又不用色相示人，长了“阴阳脸”又有什么关系，只要文字了得就成。

鲁迅自一九二七年移居上海后，基本的生活开支都来自稿费和版税。龚自珍有言“避席畏闻文字狱，著书都为稻粱谋”。笔耕为活，已够辛苦，更何况身处文网的时代。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，《申报·自由谈》刊登了启事，说：“这年头，说话难，摇笔杆尤难”，为此“吁请海内文豪，从兹多谈风月，少发牢骚”。《自由谈》是鲁迅经常“卖文”的地方，爱发“牢骚”是性格使然。

这则启事，鲁迅看了不是味道。他在《准风月谈》的“前记”貌似从善如流地说：“但有趣的是谈风云的人，风月也谈得，谈风月就谈风月罢，虽然仍旧不能正如尊意。”《准风月谈》收的都是他一九三三年六月后在《自由谈》发表的文章。看题目，你会以为《喝茶》这篇应该有点“准”风月的味道吧？周作人也谈过《喝茶》，认为“清泉绿茶，用素雅的陶茶具，同二三人共饮，得半日之闲，可抵十年的尘梦”。鲁迅喝茶，却无此雅兴。他想到的是无“清福”可享的劳动人民。这种人在“喉干欲裂”时是尝不出龙井茶与白开水的分别的。集内有一篇《谈蝙蝠》。如由周作人落笔，绝对是个“草木虫鱼”的好题目，但鲁迅在文末忍不住刺了梁实秋一下。“风月”到他手里，最后总变“风云”。

其实文人为稻粱谋大可跳出是非圈，专做吃喝玩乐文章，话题采之不尽。“写稿佬”卖文，到了毛尖说的“人生苦短、专栏苦长”的境地时，文章出现的感叹号也可看出作者疲态。鲁迅杂文都有题目，例外的是《华盖集》的十一则“无题”，全收在《忽然想到》名下。忽然想到表示没有“预谋”，正好随意记下身边琐事，昨有客至，带来“女儿红”，相与浮一大白，不亦快哉！诸如此类，都属闲情偶记话题，多写也不会伤身。但鲁迅忽然想到的，却是“我的神经也许有些瞀乱了。否则，那就可怕。我觉得仿佛没有所谓中华民国”。虽然是忽然想到，孤怀抗俗之志却丝毫未减。这么一本正经的在方格子上讨生活，怪不得才五十六岁就赔了性命。杂文话题多取自时事和社会新闻，局限显而易见，因为时过境迁后，就不会是话题了。

《华盖集》的“题记”有一段话露了心声：“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。那好意，我是很感激的，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。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，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……”劝他不要“做这样的东西”的朋友是怜才，希望他把时间和心血放在小说上，不要让《阿Q正传》成绝响。“做这样的东西”欲罢不能，一来爱发“牢骚”是本性。二来杂文较易成篇，可用最短的时间换取稿费。为稻粱谋，这是一个现实不过的考虑。话虽如此，他自己最清楚“做这样的东西”要付出代价的。一九二五年除夕他写下了这几句令人凄然的话：“现在是一年尽头的深夜，深得这夜将尽了，我的生命，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，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，而我所获得的，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。”